一六一团退休职工魏德友巡边50多年的事迹感动中国，被中宣部授予“时代楷模”的荣誉称号，他也是一六一团“种戍边田、放戍边牧”的见证者。

魏德友说：“想当初来新疆不是为垦荒和放羊，而是为了捍卫领土主权。那时候，边境线没有具体的界线，只有苏联的松土带（用拖拉机耕翻出的松土地带，有人越境，会留下足迹）。我们不开荒、不放牧就意味着国土丢失；不种田、不养牛羊，屯垦戍边部队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。”

为此，一六一团人在漫长的边境线垦荒18万亩，放牧区域达到了160万亩，不仅填饱了肚子，发展了经济，还把秀丽的巴尔鲁克山牢牢地圈进了祖国版图。

魏德友挥之不去的记忆是，战友驾驶拖拉机一寸一寸地推进，苏军却拿着枪强行阻挡，他们徒手与苏军抗争，双方互不相让，冲突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。震惊中外的“塔斯提事件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。在这次事件中，身怀六甲的一六一团女职工孙龙珍，为了捍卫国家领土维护祖国尊严，迎着苏军的枪弹倒在了血泊中。

这种迫不得已的垦荒，换来了疆土的安定，书写了兵团人的忠诚与豪迈，同时也在绿色大地上凿出了印记。

尤其是杜拉那拉区域的7 万亩土地越种越贫瘠，到了上世纪80 年代，不仅年年赔钱年年种，还招来了横行肆虐的风沙。只要大风刮起，库鲁斯台草原西南方向就会卷起灰蒙蒙的黄沙，仿佛要吞噬这片草原。

长此以往，青山绿水何在？

进入新的历史时期，随着中哈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，双边局势转为和平相处状态。但是，风沙依然在不断袭扰这片草原。

垦荒催生的生态债让一六一团第二代职工赵立峰刻骨铭心。他说，到了上世纪90 年代，杜拉那拉区域的部分耕地已是颗粒无收，亏损越来越严重，逼着团里出台多种承包方式来扭亏为盈。

先是打破“大锅饭”体制没有奏效，又实行“保底工资”还是没有走出困境，再走“两费自理”依然“流产”。最后，实行长期租赁承包，职工的积极性是激发出来了，但杜拉那拉区域的土地不仅没丰收，还弄得不少职工债台高筑。

赵立峰在不同的承包方式中一次次“躺枪”。最惨的是1994年，他长期租赁承包了310 亩地，每亩地承包费只有2 元。他觉得像捡来的一样，还乐滋滋地算起账来：种油菜一亩地咋说也得收30公斤油菜籽，除去成本还能赚个万把块钱，如果能收50公斤以上，就能大赚一把了。于是，他精耕细作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春天，油菜苗齐刷刷地长出来了。然而，一场狂风吹起了沙尘，地东头30余亩油菜苗全部被埋，他沮丧地直摇头。到了秋季，又一场大风把金黄的油菜籽吹进草丛里，这回他的头耷拉下来了。一家人辛辛苦苦围着转的310亩地，只收了46袋半油菜籽，每亩地产量不足12公斤，亏损2.3万元。年底，他无奈地退掉了承包地，身背债务，另谋出路。

老的生产方式，不仅没有改善生态环境，还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。连队职工地种得越多就亏损得越多，一部分职工无奈之下不得不放弃土地，外出打工。一六一团党委一班人对此心急如焚。

时任一六一团团长王建林说：“面对山野丘陵又无法走出低效的旱地生产方式，尤其是杜拉那拉地区已成了团场亏损的‘重灾区’。撂荒吧，富余的劳力没法安置不说，这会让没有确权的边境线增加不确定因素，这是万万不行的，兵团人的职责就是屯垦戍边，边都戍不好，我们没脸见先人。”

正当一六一团人一筹莫展时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席卷边陲。1999 年，四川、陕西、甘肃3省率先启动了退耕还林试点工作，由此揭开了我国退耕还林的序幕。

这则报道让王建林眼前一亮，他期待着“东风”早点刮到边境团场。

2002年，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惠及兵团。一六一团在杜拉那拉区域种植了1万亩柠条，结果以失败告终，不仅没得到项目款，还增加了团场负债额。到了2003年，也许是因为柠条种植的失败，相关单位拟定的退耕还林项目中没有考虑一六一团。

王建林一边去争取项目，一边继续筹划退耕还林的事项。班子成员提出异议：

“本来就没成功，再砸进去，团场该咋办？是不是考虑放在土质好、雨水相对多的二营？”“不行，这里沙化必须治理，要还历史留下的生态债。”王建林斩钉截铁地说。

职工群众的反对声与怨声此起彼伏，就连“栽过跟头”的赵立峰也说：“种地遇到好年成还有点念想，种树就是‘烧钱’！”

2003年秋季，王建林顶着各方压力，率领干部职工在杜拉那拉山野开展了一场“千人大战”。

轰鸣的拖拉机犁出松土带，职工排成行一锹一锹地在松土带里打埂铺膜。干部手持自制点播器，沿着地膜覆盖的埂子，将野生巴旦杏种子投入地中。所有干部职工，自带干粮、水壶，乘坐大篷车早出晚归，一干就是42天，直到降雪时才收工打道回府。

第二年春天，当青草拱出地面后，王建林就迫不及待地到退耕地里，扒开土层发现种植的野生巴旦杏苗大部分拱出硬壳后就死了。他立即召开会议找原因。会上有人当场反对：“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！”王建林坚决地说：“发芽就说明有希望，只要掌握好种植方法一定能成功。假如再失败，我会主动承担责任的！”

看来王建林铁了心要干下去，他认定，只有抓住退耕还林这根“救命稻草”，才会破解制约团场经济发展的难题。否则，团场将更穷，职工的日子会更难过。

查阅中国版图，这里离海洋遥远；翻开气象记载，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；再看看土质含沙量大的干旱区，退耕种树近乎是在“与天斗”。

由此注定了这是一项与大自然抗争的壮举，它的意义不亚于“种戍边地”。

2004 年“十一”长假前，一六一团召开了第三次种树造林动员大会，下发动员令：种植野山杏是关乎团场命运的项目，上至团场领导、下至基层干事，所有干部必须参与种树造林。实行定额分片包干制，作业不合格的不仅要返工重来，还要追责。

在杜拉那拉退耕地里，王建林亲自手持点播器，背着5公斤的种子，沿着种树的松土带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越山冈。为了防止鼠害，时任副团长景亚平背着老鼠药，与同志们比赛投饵，结果他把很多同志甩在了后头。时任一六一团二营营长徐茂新，在小憩时跟领导开玩笑说：“你哪来的劲，跑得这么快！”

一六一团社区会计陈德华，因劳累过度引发低血糖晕倒在地里。一六一团妇联主席李雪琴，为了多种一粒种子，独自翻过山梁，与播种队伍失散。当时突然刮起了大风，黄沙漫天，能见度很低，带队副政委周求新赶紧集结队伍撤离到帐篷点，清点人数发现少了李雪琴。大风过后又下起了大雨，周求新不顾路滑，冒雨驾车到处寻找，最后在山梁上找到了李雪琴，此时的李雪琴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可手里还抓着点播器。

此时，一六一团所有干部好像忘了失败，一个个干劲冲天、争先恐后，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希望。每到午饭时，大家拿出自带的饭菜，一起品尝“百家宴”。

当年，一六一团3万亩（含1万亩柠条地）退耕地，硬是被一六一团干部深一脚浅一脚地丈量完了。

　　2005 年春季，王建林领着班子成员怀着忐忑的心情查看出苗情况。当他们目睹一排排杏苗拱出地面的景象，欣喜若狂，不约而同地欢呼：“成功了！”

这一年，野山杏幼苗成活率达到了85%，但幼苗会不会被烈日晒死？会不会在寒冬里被冻死？能否经受住风沙的考验？

杏树出苗并不意味着成功，一六一团由此成立了林管站。第一任站长徐茂新为了数万亩退耕地幼苗茁壮成长，领着技术员几乎天天泡在离家30公里的林地里；为了防止牲畜践踏，他骑摩托车翻越没有路的山峦，对进林地的牲畜实施徒步驱赶；带领护林员小心翼翼地锄草……

与此同时，他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法》管理退耕还林地。团场结合实际出台了《一六一团牲畜践踏林木惩罚办法》，对退耕还林地采取“生态灭鼠”“生态防火”等措施，切实保护树木生长。

徐茂新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，妻子劝他到医院治疗，他总是说“忙完这阵子再说”。

他总是忙个不停，到了2010年秋季杏树补种期，他起早贪黑地与秋雨抢时间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种子发芽率。结果他却累倒在岗位上，去世时年仅43岁。

徐茂新在担任站长的5 年时间里，又种下了2.2 万亩杏树，使杜拉那拉退耕还林地总面积达6万亩，该地区15万亩草场恢复了生态植被，彻底逼停了库鲁斯台草原湿地西南方向的沙尘。

杜拉那拉变了模样——“春至杏花俏枝头，夏来绿荫绕山冈，秋叶映红满山坡，飞禽走兽四季来。”

九师原林业局局长王茂文说：“如此环境下，这么大规模的退耕还林，而且硕果累累，这在新疆、在兵团实属罕见。”

更不简单的是，一六一团人不仅让退耕地里的野山杏挂果，而且成功引种了8000 亩植物“活化石”——野生巴旦杏，开创了世界人工繁育野生巴旦杏的先河。

一六一团也因国家退耕还林的补助资金走出了困境，还清了债务，连队很多职工转产受益。

从此，一六一团人对生态建设有了崭新的认识，他们不仅把目光盯着退耕还林地，还看护着辖区内70万亩公益林和100万亩自然草场。20年里，该团不仅没有新增一寸耕地，还把退耕还林还草的面积扩大到8 万亩；不仅把草原载畜量控制在合理范围，还对野生巴旦杏、麻黄草、紫花贝母等生长区域实施禁牧。

巴尔鲁克山再现蓝天白云、山花烂漫的美景，成为草原氧吧，也孕育出一六一团的朝阳产业——生态旅游。

一六一团芍药谷景区被评为国家4A 级景区，被誉为“活化石”的野生巴旦杏，雪峰下翠绿的山峦，还有杜拉那拉退耕林地的杏花、玫瑰，形成了长达百里的生态旅游长廊。

旅游线路上职工增收忙，搞农家乐、办商铺，还有卖土特产的吆喝声，一派繁忙景象。尤其是5 月山花烂漫季节，这里游客剧增，每年来参观的游客多达10 万人次。到了2016 年年底，一六一团旅游业产值突破了2000 万元，旅游业成为该团转型发展的支柱产业。

再瞅瞅赵立峰，如今他成了退耕还林地的管护员，每年稳稳当当收入3 万元。原来另谋出路的职工纷纷返回连队，重新与土地打起了交道。

与此同时，一六一团党委规划“绿色产业富民战略”，干部职工成了捍卫青山绿水的卫士，保护着巴尔鲁克山这座“金银山”，开启了新时期的屯垦戍边之路。（管述军）